流水的青石街

05 齐王争位

对于一个封建王朝的存续，头等大事莫过于立嗣即选定继承人的问题。帝制时代，皇帝是权力结构中最主要也最为关键的一环。一个君主的个志向、操守、执政水平可以说在根本上影响着王朝的发展，所以在继承人问题上也是如此。继承人选的好了，王朝可以平稳过渡，甚至发展的更为强大；选不好，很可能就迅速走向衰亡。

继承人的制度是有的，一般来说，无非是嫡长子继承，无子则兄终弟及。但是很多时候，出于个人的感情好恶，比如老皇帝喜欢幼子而不喜长子，又或者长子顽劣无能，不适合继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但皇帝很是为难，朝廷也会产生分裂，局面会变得异常复杂和艰险，斗争将会非常的激烈。即使贤明如唐太宗，在立嗣的问题也是显得优柔寡断，不能立决，以至于身前身后朝廷分裂严重，对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晋武帝司马炎也是面临了这样一个立嗣问题，而且情况要复杂的多。

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子不智。太子是武帝和杨皇后的次子，因为长子轨早夭，次子司马衷便被立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惠帝。惠帝在历史上是通常是被视作一个白痴皇帝，“没饭吃为何喝肉粥”这样广为流传的著名弱智语句就是出自其口。在这里不是想替其辩驳，只是想说一说个人的想法。

我们通常羡慕皇帝，最强烈的一点无非就是羡燕他的配偶实在是很多，这一点其实不尽然。通常有一个女人就已经够麻烦的了，那么一大堆女人，实是令人头痛之极，当然这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无非只是想说皇帝不足羡慕罢了。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作为一个皇帝，尤其是从皇储开始就生活在禁宫内的皇帝，生活是非常悲惨的。由于要保证皇帝的绝对安全，皇宫内院实在是国家内戒备最为森严的地方，有着极为严格的准入准出制度，这就造成了皇储们不能接触社会，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从小到大，都是伴随着接触社会上不同的人和事，逐渐的增长自己的阅历和知识，这叫慢慢长大。但是皇储们不同，每日与他们为亲近者，无非是侍婢与宦者，而这些人即秉承了奴仆之态，本身也大都缺乏文化修养，对皇储们的成长也无有什么裨益。这样的生活不仅是孤单乏味，而且完全缺少从幼年到成年所必需的社会经验，我们通常称为不谙世事。所以皇储一身登大宝而成为皇帝，就经常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比不是他们不明白事理，而是根本就不知道事理为何物，这就他们不正常的成长经历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惠帝不能体察民情而妄语也能略微有所可解。至于惠帝本质，却也有可嘉之处。河间、成都之乱，荡阴之役，嵇延祖（嵇绍字延祖，嵇康的儿子。嵇康虽为司马氏所杀，但嵇绍却得嵇康生前好友山涛的举荐，一直官至侍中，最终为惠帝死节。这样的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为仇人效力的事件，在晋朝绝非偶然。吴国为晋所灭，东吴勋臣陆逊之孙，陆机和陆云也先后效力晋朝，虽仕途青云，但最终也死于非命。甚至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也曾为晋朝效力，这种看似不能理解的事情是和当时士大夫阶层追求立功的思想是有极大关系的，这里就不赘述了）以身为惠帝挡箭，箭如雨下，血染帝袍，遂被害于帝侧。《嵇绍传》里说，“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由此观之，惠帝极有仁恤之心，对下臣很是关心，决不似痴人。

又惠帝之被立为太子，在泰始三年，也就是武帝即位的第三年。如此快的就被立为太子，武帝决不会立一个痴呆之人，而一定是考虑储君年幼，略显无知，盼其长成而所有进步。这样看来，我们说惠帝最多不过是一个长期在深宫长大，不好读书，智力一般，不谙世事而又生性懦弱的皇帝。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评级应该是比较合适。至于后来贾后为虐，鉴于惠帝软弱无能的本性，局势就不是其能控制的了。

再次强调一下，这里不是要替惠帝辩诬，而是试图从更人性化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太子不智是可以确信的，既然其不智，就会有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不是来自武帝的其他儿子，而是来自武帝的胞弟齐王攸。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必须回过头去，回到武帝即位的时候，才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武帝的父亲文王司马昭和他的正夫人有五个儿子，长子武帝司马炎，次子齐王司马攸，其余三个儿子都早夭。司马攸从小就很聪明，司马宣王很是喜爱这个孙子，史书上说，“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这句话是很厉害的，说明齐王无论是才能还是名望都是要高于武帝的，并且得到了爷爷司马懿的赞赏和喜爱。因为司马昭的哥哥景王司马师无子，就把他弟弟的次子，也就是他的侄子司马攸过继为嗣。过继为嗣是爵位世袭制度中很重要的一环，爵位世袭制度一般来说都规定无子而爵除这一项。对于当时秉政的司马师来说，自己无子确实是一个头疼的事情，所以自然要找一个人为嗣以防不测，所以司马攸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最佳人选。

司马师是因病突然病故的，临终指定他的弟弟司马昭为接班人，而并没有指定司马攸，这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一来大局未定，司马昭跟随他多年，必能完成司马氏最终夺曹魏政权的重任；二来司马攸尚年幼，不管如何，也实际上都是司马昭的儿子，危重之时托以后事，自然以稳妥起见，无暇在顾虑其他。事情虽然如此发生了，却把司马攸置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如果景王没有病故，待其年老，继其大位者必是司马攸。但现在景王撒手西归，文王接班，按照嫡长子的继承制度，则是司马炎继位。所以司马攸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陷入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而司马昭本人面对自己的长子和次子，又是怎样一个态度呢？通过史书上的记载，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司马昭实际上有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但最终偏向了长子司马炎。为什么这么说，可以做一个分析如下。

司马昭对次子司马攸是喜爱有加的。《文六王·齐献王攸传》里说，“初，攸特为文帝所宠爱，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我们必须要说，这时司马昭在立嗣问题之上，是偏向于次子司马攸的。第一，这时候的司马昭刚接过司马师的班，因为形势关系，这是非正常继位。按照立嫡立长的传统，对于宣王来说，司马师是长子，司马昭是次子，如果不发生意外，理应由过继给司马师的司马攸继承大位。但是为了司马氏的大业，无论是主客观，司马昭都是不能避让的。对于这一点，司马昭的内心是有一些歉疚的，所以他也是有心补救，在百年之后传位于司马攸。这一点是有明确佐证的。《武帝纪》里说，“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第二，对于司马昭来说，两个都是他的儿子，无论谁继位，都是他自己家人。前面也说过，司马攸在聪明才智方面是超过司马炎的，对于家长来说，喜欢聪明的孩子多一点，也是自然的天性流露。所以此时司马昭对司马攸的偏爱，无论是从立嗣的传统还是家庭内部的原因，都绝非矫情。

但是后来事情逐渐产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朝着有利于司马炎而不利于司马攸的方向发展的，集中体现在权臣对司马炎的支持之上。

首先是杨琇。《杨琇传》里说，“初，帝未立为太子，而声论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恆有代宗之议。琇密为武帝画策，甚有匡救。又观察文帝为政损益，揆度应所顾问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识之。其后文帝与武帝论当世之务及人间可否，武帝答无不允，由是储位遂定。”

其次是贾充。《贾充传》里说，充有刀笔才，能观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赞王业，方传位于舞阳侯攸。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寝疾，武帝请问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贾公闾也。”

然后是何曾。《武帝纪》里说，“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何曾等固争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还有裴秀。《裴秀传》里说，“初，文帝未定嗣，而属意舞阳侯攸。武帝惧不得立，问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后言于文帝曰：‘中抚军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羊琇是司马师羊夫人的族人，和武帝从小关系就很好，两人年幼的时候，羊琇就和武帝说，“若富贵见用，任领护各十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羊琇帮你司马炎求富贵，事成之后，我要担任领军和护军这两个职位各十年。对于司马炎来说，还有什么可用“富贵”来衡量？自然就是继承皇位。从表现上来看，羊琇是最为积极的，不但出谋划策，而且还替武帝整理他老爸的语录，让他没事儿就背，后来证明，都很有效。

贾充、何曾、裴秀，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这三位在文王朝，就已经是权臣了，说话自然很有分量。贾充采取的是旁敲侧击，何曾、裴秀是用异相来说明问题，都用了很巧妙的方法，既给了司马昭以充分的理由，又给了司马炎以强力的支持。所以，史书上用了“遂定”、“乃定”这样的词来形容这四位在司马昭立储问题上的贡献。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从个人代表的势力上分析这四个人。羊琇是外戚，贾充是功臣，何曾、裴秀是世家大族。前面我们说过，西晋统治阶级的基本结构就是世家大族+积极投效的寒族，何曾、裴秀，贾充正是其中代表。外戚则是历朝历代中传统的支柱之一，羊琇则是其代表。司马炎获得这样构建西晋政治基础强大三股势力的支持，立储只是早晚的事。

那么司马昭的态度又有什么变化呢？我们通过史书上看，只有侧面记载，那就是听了众大臣对司马炎的拥戴，“由是储位遂定”。但是司马昭由喜欢次子司马攸到最后立长子司马炎为世子这个过程，肯定也是其本人思想变化的一个过程。立储的决定权，毕竟还是掌握在司马昭手里，他又是怎么考虑的呢？由于缺乏正面的记载，我们只能做一个合理的推测。

我分析，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司马炎并不是没有优点。司马攸虽然才望甚高，司马炎也是“宽惠仁厚”，虽然是才能略有不足，但是并不能说明司马炎就不能当一个好领导。作为领导，是不是有超常的才干在很多时候不是那么重要，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力协统大家一起把工作做好，司马炎“沈深有度量”，我们可以说，他是具备做一个领导条件的。二是立嫡立长的传统。司马昭对幼子的喜爱必须要挑战一个传统，那就是立嫡立长。“废长立幼”自古以来都被看作是“取乱之道”，基本上是不被认可的。《三国志·贾诩传》里面曾记载了一个很经典的故事：曹操因立嗣之事未定，曾秘密询问贾诩，“… 诩嘿然不对。太祖曰：‘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贾诩用袁绍和刘表在处理继承人问题上的失败最后导致势力全面崩溃，从侧面告诫曹操废长立幼是绝不可取的。司马昭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开始他或许中意于次子，或者是因为司马攸聪明，或者是因司马攸是他哥哥的合法继承人，但是皇帝的位子（虽然司马昭最后也就是称晋王，但实际上已经是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帝位已经是尽在掌握，所以姑且这么说）可不是想给谁就给谁，必须受到传统和实际情况的双重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昭必须，也不得不选择他的长子司马炎作为他的继承人。

前面说的是客观作用，大臣的偏向，文王司马昭的选择，那么司马炎在和司马攸争夺储位的斗争中最终胜出，主观原因也是不可或缺的。我分析，司马炎胜就胜在性格和心机上。司马炎自己是知道无论是才能还是声望方面都是无法和司马攸相比，他的选择就是忍耐和搞统一战线。在司马攸名望鼎盛的时候，他不与争锋，而是广泛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个我们没有正面的史料证明，只能反过来推测。在司马炎的身边，是团结着一批人的，在关键的时候，也给予了他强力的支持，而司马攸身边似乎却缺少这样的一股力量。无疑，司马炎是暗地里作了大量工作的，而司马炎温和的性格也给他自己加了不少分。在储位未定的情况下，从一个臣下的角度来说，贸然选择支持哪一个候选人都是很危险的。前车之鉴就在不远处：曹丕和曹植夺嫡，曹丕胜利上台，立马就把曹植的党羽，像丁氏兄弟这类人全部干掉。选择性格温和的长子司马炎是一个积极又不失稳妥的做法。而司马攸却有些恃才傲物，性格比较急躁，这是一个危险的人选，无论成败，都是存在很大风险的。所以，在权衡利弊之后，权臣都毫无例外的偏向了司马炎，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在司马炎成功上位之后，支持他的大臣，都得到了相应的回报。想要当护军的羊琇，果然当了中护军，封甘露亭侯，加散骑常侍。《羊琇传》里说，“琇在职十三年，典禁兵，豫机密，宠遇甚厚。”后来，羊琇翻了错误，被弹劾，应当遭受严厉的惩罚，武帝念及旧情，也仅免官而已。没过多久居然“以侯白衣领护军”，可以说是荣宠之极了。何曾、裴秀、贾充在武帝登基后，三人也分别被封为公，这也是除了皇家之外最高的爵位了，武帝也以此报答佐命之功。其中贾充更是和武帝成了儿女亲家，成为直接影响晋朝命运的核心人物之一。

关于司马昭的继承人问题，最终以长子司马恩炎的胜出而告终，但是兄弟二人夺嫡之争给晋朝政局带来的影响却远未结束。

首先，夺嫡之争直接导致了兄弟二人势如水火。史书虽然没有正面记载这二人夺嫡的正面冲突，但毫无疑问，按照皇室内部争夺继承人的先例，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侧面的事例来了解一二。《晋书》上说，司马昭病重的时候，“虑攸不安，为武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帝。”司马昭考虑到司马攸内心不安，嘱咐兄弟二人在其身后勿必和睦相处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举淮南王和陈思王的例子，却也是狠了点。淮南王谋反，国除身死；陈思王虽贵为王，但是封地屡迁，犹如囚徒，最后郁郁而终，这两个都是历史上宗族相残著名的反面教材。司马昭为什么要举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为什么不举两个正面的例子，比如前朝某某继位，对兄弟十分友爱这样的事例。我们做合理的推测，那就是兄弟二人的关系已经很糟糕了，你举正面例子已经不起作用了。只能举反面例子，所以一边哭一边对司马炎说的这段话，就是希望他看在将要不起老父的面子上，不要手足相残、赶尽杀绝。无独有偶，这二位兄弟的母亲，王太后，在临死之前，也是拉着司马炎的手说了一段话，“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这段话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司马攸性格急躁。前面我们说了司马炎在夺嫡之中胜出的主观原因，就是性格好，能团结群众，而这恰恰是司马攸的弱点，母亲的话再次印证了这一点。第二，司马炎已经开始对他的弟弟下手了。王太后说的很清楚啊，你司马炎作为兄长很不仁慈。这肯定是由事实依据的，证明他对弟弟很是欺凌，只不过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记载罢了，否则王太后不会这么说的。还说我一旦死了，恐怕你是肯定容不下你这个弟弟的，万望你看在老母亲的面上，留你弟弟一条性命。我们说，知子者莫如父母。这两兄弟的父母在临死前都是对哥哥要加害弟弟十分担心，父亲是说历史教训，母亲是以情感人，都是言词切切，催人泪下，不难想象兄弟二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调和了。

后来是事实证明，兄弟二人是多次正面冲突，好在武帝不擅刑威，又或是武帝念及父母临终的言词切切，始终是没下毒手。但是后来还是借机逼死了弟弟，这几乎也是无法避免的后果。这个下面还要详细说。

其次，夺嫡之争直接影响到了武帝朝政局的分化。夺嫡失败之后，因为武帝太子的不智，继承人问题又再次凸现了出来。朝臣由于不同的政治目的逐步分化成了太子党以及齐王党，齐王依靠拥护他朝臣的力量，试图东山再起，再次争夺储位。由此，武帝朝的政局就在太子党和齐王党的不停争斗之中，彻底的分化了。其中种种事件更是直接影响到了晋朝的命运。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齐王司马攸和武帝太子司马衷之间的斗争。

司马攸和他的侄子司马衷的斗争，其实还是司马攸和他皇帝哥哥之间恩怨情仇的一个延续。司马攸在夺嫡之争中失败的不满，司马炎对他弟弟的提防和迫害，都使这兄弟二人在貌似平静的局面之下暗地波涛汹涌。

武帝司马炎在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正式下诏立司马衷为太子，这年，司马衷10岁。武帝刚登基三年未满就立了这么样一个不智的太子，是寄希望于这个太子是童智未开，以后能逐渐聪慧起来，这是前面说过的原因。武帝是以晋王继承人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代魏自立。这件事可谓程序繁琐，步骤复杂，忙活了好一阵，才算搞定。武帝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立太子，从时间上来看，是紧接着代魏自立，可谓马不停蹄。封建时代，改朝换代、册立太子都是极为隆重的事情，太子当时只有10岁，尚未成年，如此急迫，是武帝对激烈的夺嫡之争尚心有余悸，册立太子，是为了断司马攸之望，恐怕这才是主要的原因。

太子虽然立了，但并不是太子一立，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反而显得越来越严重。问题的来源就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太子的智力水平还是那样，作为一国储君，到底能不能承担的了未来接掌国家管理的重任，朝廷上下都是十分疑虑。与此同时，齐王司马攸仍然显得一如既往的聪慧和睿智，于是，就未来继承人的问题，本来就矛盾重重的朝廷迅速分化成两派，一派是以贾充、荀勖为代表的太子党，另一派则是以张华、卫瓘为代表的齐王党，两派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两派人的结仇，源于贾充和任恺的恩怨。和贾充同党的，是荀勖、冯紞、杨珧、王恂等人，和任恺要好的，是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等人。史书上说得很清楚，这两派人斗争的原因就是贾充等人“欲专名势”，而任恺等“性忠正，以社稷为己任”的大臣，自然看不惯，“咸共疾之”。两派虽都在朝廷各任要职，但却是势同水火。举个例子：《和峤》传里说，“旧监令共车入朝”，但是在和峤当中书令的时候，荀勖恰好是中书监，两人入朝，理应共乘一辆车，但是“峤鄙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峤始也。” 和峤连坐车都不愿意和荀勖同乘，面子上都过不去了，可见双方隔阂、怨仇之深，以然成不可化解之势。

率先发难的是任恺党，我们可以看成这是公忠体国的大臣想把贾充这伙奸佞之党驱逐出朝廷权力中枢的一次尝试。事情是这样的，前面一节说了当时西北屡遭游牧民族寇扰，局势相当不容乐观，武帝也很是头痛。任恺就乘机向武帝进言，“秦、凉覆败，关右骚动，此诚国家之所深虑。宜速镇抚，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计略者，无以康西土也。”意思就是说西北的局势确实是很困扰国家的。应当迅速镇压和抚慰，让人心得到庇护。能把西北局面处理好的，一定是朝廷里智谋和威望兼备的重臣。武帝当然接着就问人选，任恺就说贾充最合适，庾纯也在旁边呐喊叫好。武帝一听很高兴，让他的亲信去平叛，这是立功树威的好机会，于是立马就批了，诏命贾充西镇长安。任恺这一招调虎离山，用的是很巧妙的，利用了武帝想让贾充立功的心理，把贾充调离中央，使之远离权力中心。

贾充当然很郁闷，首先打仗他是不会的，失败估计在所难免；其次突然离开朝廷中枢，心里落差十分巨大。对任恺是非常痛恨，又没辙，因为诏命既下，只有硬着头皮上了。改日百官为贾充践行，贾充就把他的苦恼告诉了荀勖。荀勖给他出谋划策，他说，“贾公您是国家的宰辅，现在居然受制于他人，真的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但是诏命既出，是不能收回的，想要辞命，更是难上加难。现在唯有和太子结为姻亲，自然就能留下来了。”太子结婚是大事，老丈人自然不能缺席，贾充一听很高兴，荀勖就自告奋勇的去操办这件事。荀勖接着就和贾充的另外一个死党冯紞去晓以利害，他说“贾公要是外放的话，我们在朝廷里失去了靠山，就很难再混下去了。现在太子婚事尚未确定，如果我们能促成贾公的女儿嫁给太子，那贾公自然就留下来了。” 于是荀勖与冯紞一有机会就在武帝面前称赞贾充的女儿“才色绝世”，若能和太子成婚，必能母仪天下。贾充和郭夫人的女儿贾南风即黑又丑嫉妒心又强，就是一悍妇，居然能被勖、紞二人吹嘘成“才色绝世”，其奸佞妄语，颠倒黑白的能力可见一斑。武帝架不住二人的再三劝说，居然就点头首肯了这门亲事，贾充也就顺理成章的留了下来。《贾后传》和《武元杨皇后传》里的说法要稍微复杂一点，说贾充让夫人郭槐去贿赂杨皇后，于是杨皇后就整天在武帝面前称赞贾南风人品才貌，无一不佳。又做通了太子太傅荀顗的工作，荀顗又在武帝面前称赞贾南风。又说武帝本来是要为太子娶卫瓘女，杨皇后收了贿赂，就帮着贾郭说话。武帝开始是不同意的，武帝说：“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后来武帝实在是架不住皇后，荀顗、荀勖、冯紞这帮人的轮番轰炸，最终同意了这桩婚事。虽然说法有些差别，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贾充为了留在朝廷中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任恺的出发点就是运用一些谋略把贾充赶走，但是被贾充党巧妙化解。不仅化解，而且贾充借机和武帝成了亲家，地位更加煊赫和不可动摇，任恺可谓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后来贾充缓过神来，找机会先后把任恺和庾纯做掉，这个在第三节已经讲过。这件事情的结果使得朝廷两派恩怨更深，贾充因为结婚太子，自然成为太子党；任恺一派因为主要人物被斗倒，为了继续与贾充抗衡，找靠山，迅速的倒向了齐王。朝廷分化，由原本看上去似乎有点类似个人恩怨发展到拥护齐王对抗太子，不断升级，愈演愈烈。

拥护齐王的主要人物，是卫瓘、张华、和峤。卫瓘是勋臣，爵位和贾充相当，张华、和峤和充党积怨甚深，伐吴之役，贾充甚至上表称“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和峤宁肯违抗旧制，也不愿与充党的核心人物荀勖同车上朝，可见双方交恶的程度。这些前面都说过，下面我们来看一些事情，分析两党是如何相斗的。

卫瓘既是勋臣，品行正值，又素有威望，是很得朝野人心的。卫瓘对太子不智，武帝身后朝政向来是忧心忡忡，久有废立之心，就是没机会说。有一次武帝宴请，卫瓘就托醉跪在武帝座前，对武帝讲，臣我有话要说，武帝就说那你说吧。卫瓘欲言又止的样子数次，然后用手抚摸着武帝的宝座说：“此座可惜”，武帝是明白人，一听就知道卫瓘的意思是继承人不行，好好的皇帝宝座落到太子手里可能就不济了。武帝也不好点破，只好含混的说老卫你是不是喝醉了，卫瓘也就不好再开口了。事情虽然就这样过去，但对卫瓘和武帝的态度，是一个展示。卫瓘主张废立，武帝不肯。武帝不肯的原因很简单，他皇帝的位子就是和齐王经过激烈搏斗得来的，怎肯在身后再传位于他！

有人说卫瓘抚座叹息这个事件，就不可能发生。因为立嗣的事情，要向皇帝反映意见，都是极为慎重和隐秘的，像卫瓘这样一个政坛老手，决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如此意见。我说这不一定。记载这个事件的来源是《世说新语》，《世语》有些记载是不靠谱的，但卫瓘这个事情不一样。首先废立这种事以卫瓘的身份，是不好开口直说的，因此只能找机会暗示。其次，卫瓘心存国家，他内心所想的就是太子是不堪大位的，是没有能力治理好国家的，因此他无论如何也要说。还有，卫瓘是有胆识的，他敢作敢为。卫瓘仅凭一人一骑，就拿下了兵权在握，志得意满的邓艾，可以所是极有胆略的。同时，武帝的不擅刑威也使得卫瓘敢于这么做，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虽然武帝对卫瓘可以说是有些意见的，但是终武帝一朝，也没把卫瓘怎么样。因此综合这些因素，我认为卫瓘借酒向武帝表达在立嗣问题上的态度是完全有可能的。

张华相对于卫瓘来说，在政坛上可以说是后起之秀。他立功最大的事情，就是在平吴之役，任后勤长官，立挺武帝伐吴，多有建树。后又多豫朝政，“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 颇受武帝欣赏。武帝对太子也不是很放心，他找机会就想探探臣下的看法，看看太子的得票率如何。有一次武帝就问张华谁可寄托后事，张华毫不犹豫，说“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张华这个时候在政治上可以说还是不够老练的，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且还是和武帝相悖的想法，这是大忌。武帝当然很不高兴了，就逐渐的对张华有了看法，这就给了贾充党机会。荀勖因自己是世家大族，一向看不起出身低微的张华，又张华和冯紞的弟弟冯恢有过一些过节，于是荀勖和冯紞一干人等就在武帝前面进谗言，张华就被赶到幽州去当地方官去了。后来冯紞又用钟会的例子在武帝面前影射张华，所以终武帝一朝，张华没有再长过权，算是被排挤掉了。

和峤和张华关系是很好的，政治观点也差不多。有次武帝估计也是拿问张华同样的话问了和峤，大概也就是你觉得太子怎么样之类的，和峤就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什么叫“淳古之风”？实际上意思就是不懂事儿，脑子笨。武帝一听当然很不高兴，但和峤说的却是事实，所以“帝默然不答”。又有一次，和峤、荀顗、荀勖同在武帝前侍，武帝就说太子最近进步不小，你们去看看。三人奉诏而去，回来之后荀顗、荀勖对太子是大加赞赏，说太子进步确实不小，即明白事体，又广有雅量。和峤却说：“圣质如初耳！”什么意思，就是太子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变化。武帝是更不高兴，上次还“默然”，这次就是“不悦而起”，明显的很不高兴了。荀顗和荀勖当然是在附和武帝的意见，曲意逢迎，和峤说的是真话，但是却惹恼了武帝。和峤也知道武帝是不肯听他意见的，在家里每天感慨叹气，武帝也学乖了，以后见了和峤，绝口不提身后之事。

卫瓘与和峤是说太子不行，不堪继承大统，这是从侧面帮了齐王；张华就直接了，说就是齐王是最好的人选了。结果怎么样呢，卫瓘封口、张华外放，和峤天天在家叹气。从表面上看，和卫瓘等针锋相对的是冯紞、荀顗、荀勖这帮贾充党羽，但实际上是和武帝直接对垒。卫瓘等人一再相争，结果都是被武帝打压了下去。武帝实际上了利用了贾充党，将齐王的拥护者一一处理掉了。

在利用朝廷两党之争打掉齐王主要拥护者的同时，武帝自己也在不断出手，一方面向齐王施压了，一方面给太子造势。

先是齐王任骠骑将军，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晋朝的缔造人，齐王的爷爷司马懿就曾任过这个官职。骠骑将军本来是统有营兵的，营兵是一种终身制的职业军人，和将领之间是有很强固定的统属关系，时间一久，就有了人身依附关系，营兵相当于将领的私人领兵，这是汉制的一个延续。武帝对齐王手上有兵权是不放心的，就议骠骑罢兵的事情，这也是和武帝州郡罢兵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武帝要罢齐王的营兵，这些士兵就不干了，有数千人都不肯走，一方面是齐王待人很好，用流行的话说兵士们都有一颗感恩的心，留恋不肯去。另一方面，这些兵士原来都是职业军人，必然是国家领国家俸禄的，一旦撤制，生活如何着落是很大的问题。齐王内心当然也很不痛快，这不是欺人太甚么。于是，兵士们不肯走，齐王也心有怨气，这就和武帝尖锐的对立起来了。但是帝命不可违啊，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个人出来打了圆场，这个人就是京兆公主。京兆公主是武帝和齐王的亲妹妹，一看兄弟二人几乎翻脸，就出来做了武帝的工作，武帝也不好逼迫太甚，就这个当口找了个台阶就把营兵还给了齐王。事情虽然这样结束了，但是可以看出，武帝逼迫齐王的方针，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武帝也要扶一扶太子，让朝臣感觉太子还是可以的，以避免舆论统统倒向齐王。有一次，武帝在和群臣宴会上，写了一些疑难的问题，叫人拿去给东宫的太子解答，自己等着回信，就是当众考考太子。贾妃一下就慌了，这些问题太子哪会呢！于是贾妃连忙找了一干枪手，引古论今，写答案。这时候一个叫张泓的站出来对贾妃说，太子不读书，大家都知道。现在要是引用古义来写答案，皇帝一看就知道是枪手代笔，反而会遭到责骂，不如用大白话直接回答好了。贾妃一听言之有理，就叫张泓写了答案，又让太子抄了一遍就交上去了。武帝一看很开心，太子毕竟还是不能博古论今，但是还是有些水平的，群臣也会打消不少疑虑。

有人说这个事情是杜撰的，原因在于武帝要考察太子的能力，不能当面找来问问就行了么？何必费那么多周折，写了问题，封好，在等太子回信些答案。我说，这个道理很简单，武帝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在表演。知子莫如父，武帝知道太子不学、不智，对这样一个人做储君，朝臣意见很大。而齐王既年轻，又有作为，自由是民心所向。为了堵众臣的嘴巴，武帝故意设了局，让太子以书面的方式回答，就是给太子一个作弊的机会，不至于当众出丑。果然，“殿上皆称万岁”。

这么一打一抬，太子的形象最起码有了一些提高。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群臣对太子的看法，但这毕竟是稳定了大局，武帝对局势还是有很强掌控力的。那么有没有人能够改变晋朝在武帝身后被一个愚笨的皇帝所统治呢？人选是有的，那就是贾充。

为什么是贾充？贾充的女儿不是太子妃么，那么贾充不就是铁杆的太子党么？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贾充的另一个女儿，却是齐王的王妃。这个事情需要解释一下。贾充有两任夫人，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浚，长女贾荃正是齐王司马攸的王妃。后来，因为李氏的父亲李丰谋反，古代的法律是很严格的，即使贵为贾充的夫人，李氏还是要服流徙之刑。于是娶城阳太守郭配女郭槐，生二女，贾南风和贾午，贾南风则是太子妃。这两个女儿虽然给贾充带来了显赫的地位，同时也把贾充摆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要不支持太子，要不支持齐王。很多人都看出来这一点厉害关系，来做贾充的工作。河南尹夏侯和就曾经和贾充说，“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意思很明确，希望贾充为了社稷考虑，支持齐王。贾充很谨慎，他不回答，他在观看形势。不久，武帝听到了风声，立马把贾充的兵权给夺了。这时贾充哪敢再去支持齐王！贾充的最大特点是“能观察上旨”，武帝这么明显的表态他还看不出来，那他也混不到现在了。所以，秉承武帝的意思，贾充是无论如何也要支持太子的。还有个原因，这个贾充现任夫人郭槐，那是只非常凶恶的母老虎，贾充十分惧怕她，如果贾充去支持齐王，那么首先在家里就要内战了，这是贾充根本不敢做的事情。所以，贾充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无论他内心偏向如何，支持太子，是他唯一的出路。

武帝经过这么一番动作，有效的打压了齐王一党。但是随着武帝已近暮年 ，继承人问题越来越急迫，武帝还是不放心，决定彻底的把齐王赶出权利体系。跳出来的依然是荀勖和冯紞，史书上给出的理由是这二人素来和齐王是死对头，害怕齐王一旦主政，他二人的下场一定会很悲惨。但我看恐怕多半还是出自武帝的授意，为什么如此说，我们可以看看以下对话。这二人有次见了武帝就说恐怕陛下百年之后，太子还是当不了皇帝的。武帝就追问原因，荀勖就说文武百官都归心于齐王，太子怎么能顺利登基呢！陛下可以试一试诏命齐王到封国去就任，必定举朝反对，那么我说的就是靠谱的。冯紞也说，陛下的至亲，莫如齐王。如果要遣诸侯王到封国就任，最好就从齐王开始，也是给大家做个表率。武帝立马表态说好，就下诏令齐王到封国就任。这一问一答明显就是在唱双簧么，配合的丝丝入扣，实在是太明显了，也十分符合官场的惯例，所以我说这一定是出于武帝的授意。关于晋朝诸侯王不到封国就任的事情，前面说过，这是晋朝的一个传统，因为诸侯王多在方镇，无法实际在封国就任。这时候突然提出来要“之国”，无非就是把齐王赶走，到封国去。大国兵五千，次国三千，这个制度前面也讲过，就这么点兵，中央政府在我手里控制，你想怎么折腾就折腾去吧。

遣齐王就藩这个事情，武帝知道会有人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人如此之多。态度比较激烈的，如王浑父子，河南尹向雄。王家是和武帝家有姻亲关系的，王浑的儿子王济尚常山公主，武帝和王济的关系也是很好的，还经常去他家玩。王浑父子不仅上书劝解武帝不要让齐王出藩，王济还让常山公主以及甄德夫人长广公主向武帝哭诉，请求他收回成命。武帝很气愤，他说现在让齐王就藩，自是我家的事情，王济和甄德居然连连让女人在我面前哭诉，算个什么样子！激烈反对的还有羊琇，羊琇也是苦谏不从。这让武帝是非常的恼怒，王浑父子和武帝是关系密切，羊琇更是在武帝和齐王的夺嫡之争中出过大力，向这样亲信的人都起来反对武帝，怎能不让武帝愤怒。结果王浑父子失宠，羊琇罢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朝廷里还是有很多大臣并没有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对晋朝社稷江山深深的忧虑，挺齐王而反对太子。

武帝一看形势不对，又下一诏要求齐王立即到藩国就任。齐王内心当然充满愤恨，就因愤怨而发疾。齐王上书请求守先后陵墓，这实际上就是恳求留条生路了，武帝仍然不许。不久，在武帝的一再催促之下，齐王司马攸呕血而死，年仅三十六岁。

武帝的眼中钉齐王已经死了，但是通过和齐王的斗争，武帝已经看出朝廷的分裂，即使他最亲信的人，像羊琇，居然也投靠了齐王，这让武帝对大臣们的忠诚度丧失了信心。但是，没有大臣的支持，他那个不聪明的儿子是不可能在他身后顺利登基的，武帝面对这个问题，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下节再说。

04 胡汉恩怨

03 豪门故事

自古盛世，明君贤臣。高祖创汉，文有张良，武有韩信；光武中兴，云台十八将。有圣明的君王和智慧的大臣，那就是梦幻一般的时代，人民富足、吏治清廉、四夷臣服、国泰邦安。如果一不小心能碰到千古一帝唐太宗的那个时代，那真是N世修来的福气。很难想象生活在唐朝的人们会有多大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每天朝觐你君主的各国使节会因为排队次序而吵架，外国来的国王看到锦绣长安居然哭着喊着再也不愿意回去… … 说实话，我的终极理想之一就是能回到那个似乎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时代，哪怕是当一天大唐帝国的子民，我也死而无恨了。

扯远了。皇帝固然重要，臣子也极为重要，在中国式的政治传统中，一群充满智慧而运行高效的文人集团组成的政府机构也是极为重要的。君主想当一个甩手掌柜，虽然需要一定的风险，但不是不可以。齐桓公尽付管仲朝政，遂能一匡诸侯；先主临终涕泣托孤，方有诸葛死而后已。“主庸于上而政清于下”在中国历史中确实是屡见不鲜的。当然，这要选对人才行。像我们前面说的魏明帝把身后的政事都交给曹爽管，那就是很糟糕了，终于曹氏江山给搞得不可收拾。

武帝手下的大臣如何呢？

泰始元年武帝登基，武帝除了大封同姓为王之外，还封了十一个“公”，分别是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钜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五等建，异姓不封王，所以封公已经是异姓最高的爵位了。

对这十一位“公”，我做了个分类，用以分析他们都为晋朝做了什么贡献。

儒孝楷模： 郑冲 王祥 荀顗 何曾

变节事晋： 贾充 陈骞 王沈

佐命有功： 裴秀 荀勖 石苞 卫瓘

首先来说儒孝楷模。

1.郑冲

郑冲是魏晋耆老。在魏文帝曹丕在位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仕途。《郑冲传》里说他早年“莅职无干局之誉”，就是说他做官不行，拿不出什么政绩出来；晚年更是“虽位阶台辅，而不豫政事”，就是官阶很高，但是不参加政治活动。这样一个人能封公，他所依靠的显然不是政治才能。

他所依靠的是儒学。郑冲“博究儒术”、“动必循礼”；高贵乡公要求学习《尚书》，郑冲亲自授课；平蜀之后，贾充、羊祜受命编定礼仪、律令，碰到问题，也都先向郑冲请教，然后施行，可见郑冲不但有威望，而且学识渊博。郑冲既为帝师，又受司马氏所重，俨然当时首屈一指的博学大儒。

郑冲受司马氏恩宠，自然也是甘当效命。司马昭进封晋公之位，当时为魏司空的郑冲曾率群臣积极劝进。

2.王祥 荀顗 何曾

这三个人同时讲，原因在于咸熙元年，也就是司马昭辅政的后期，这三位同时被拜为三公。具体是司空王祥为太尉，征北将军何曾为司徒，尚书左仆射荀顗为司空。当时这三位在朝堂之上，爵位仅在晋王司马昭之下，如此受重视，可谓司马昭的忠实党羽了。

王祥是有名的“二十四孝”之一，“卧冰求鲤”的成语说的就是这位。

据说王祥的继母对他非常不好，还经常在父亲面前说他坏话，但是王祥还是很孝敬他的这个继母。有次继母想吃活鱼，但是天寒地冻，河都结冰了，哪里去弄鱼。于是王祥就敞开衣服趴在冰面上，想用体温融化坚冰，这当然是徒劳的。就在王祥冻得不行了的时候，冰面突然就解冻了，两条鲤鱼跳出来，王祥就拿着回家了（大概是红烧了）。又有次，继母想吃烤麻雀，这些要求都还挺难办到的。就在王祥一筹莫展的时候，数十个麻雀忽然就飞到王祥的帐子里，又拿着去给继母吃了。王祥就凭着这些事情逐渐出名了，大家都认为是王祥孝心感动了上天，以至于会这样。

这些故事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诞不经，附会出来的故事只是夸大了而已，但是王祥孝子的名声必然有其很好的事迹，所以才会有这些后来的附会。王祥不但于孝行上为人称道，于礼法上也是模范代表。封建礼法讲究的是君臣之义。

高贵乡公被弑，王祥痛哭流涕，其他人都面有愧色。司马昭进爵为晋王之后，王祥和荀顗一起去拜会。荀顗就说，“相王（司马昭既是宰相，又封王，所以称之为相王）很是尊贵和令人敬重，何曾都已经行过拜礼了，我们也当如此。”王祥说，“相王确实是很尊贵，但是他是魏朝的宰相。而我们是魏朝的三公，公和王比起来，爵位上只差一个登记而以，况且王和公在朝堂上的序列也大抵相同，哪有天子的三司去拜人臣的道理！这样既损害魏朝的声望，也会减低晋王的仁德，如此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见到司马昭的时候，荀顗果然行拜礼，王祥却只是长长的做了个揖。司马昭说道：“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意思就是我今天才知道您为什么受到人们如此的尊重。对王祥遵循礼法，连司马昭也是很感慨的。

何曾也是以儒孝知名。《何曾传》说，何曾性致孝，家风严谨，无论大人小孩，都没有沉迷于声色的。何曾年老之后，与妻子相见，都要严整衣冠，就像对待客人一样。自己面向南，老妻面向北，拜两拜之后上酒，一番礼让之后才出门。虽然一年中也只有几次，略显做作，但是何曾对儒家礼法的尊崇却是显而易见的。

荀顗同样是以儒孝闻名。《荀顗传》说，他曾经给魏少帝讲授儒家经典，又与扶风王骏讨论过仁和孝哪个更优先。年逾耳顺，母亲去世，哀痛欲绝，很为世人所称道。傅玄曾经著书评论过何曾和荀顗，他说，“一说起孝道，我们就要提起古人，其实古人所为，也就和今天何曾、荀顗所为是一样的”。可见当时舆论对他们孝行评价之高。

再说变节事晋。

1.贾充

贾充的父亲贾逵是魏文帝曹丕时的豫州刺史，所任很有令名，曹丕还亲自赞誉过他。王凌叛乱被司马懿镇压之后，被押到了项城，路过百姓为贾逵设立的祠堂，大声疾呼，说，“贾梁道（贾逵字梁道。古人相熟之交，呼字而不呼名，以示敬意。若直呼其名，则有居高临下，不太尊重之意），我王凌是忠于魏朝社稷的，你若在天有灵，一定会知道的。”其后，司马懿生病，梦中贾逵、王凌经常化为厉鬼来纠缠他，不久便死了。由此来看，贾逵是曹魏政策的积极执行者，也是曹魏政权的积极拥护者。但是贾充却积极投效司马氏，成为司马氏最重要的心腹。

司马昭甫执政，担忧方镇不服，派贾充去刺探最有可能反叛诸葛诞的消息。贾充对诸葛诞说，“天下都认为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不知您以为如何？”诸葛诞一听，勃然大怒,说道，“你不是贾豫州的儿子么，世代受到曹魏的恩惠，怎么可以做把社稷交给别人的事!”声色俱厉，把贾充说的默然无语。贾充回去立即汇报诸葛诞反状，司马昭带兵平叛，贾充居功至伟。贾充可以说是完全与父亲的政治方向背道而驰。

2.陈骞 王沈

陈骞的父亲陈矫，是魏朝的司徒。魏明帝曾经问陈矫司马懿这个人看上去很忠诚正直，是不是一个社稷之臣。陈矫回答，“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意思是司马懿在朝廷之上是很有声望的，但是要让他辅佐国家，还不一定。陈矫对司马懿的才能给的是正面评价，在道德方面不知可否，实际上给的是负面评价，对其人品一定是不以为然的。

但是陈骞却完全投靠司马氏，和贾充、石苞、裴秀等人勾结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团体，在建立晋朝的过程中出力甚多，甚至连贾充都认为自己在才智上不及陈骞，估计是陈骞搞的很多阴谋诡计连贾充也自叹佛如。

   王沈前面说过，他本是魏朝的侍中，但是他的最大功劳就是高贵乡公起事那次告密行动，最终导致爆掉了魏朝的傀儡皇帝，所以司马氏父子对他始终是充满感激之情的。

最后说佐命有功。所谓佐命有功，就是在亡魏成晋的过程中立有功劳。

1.裴秀 荀勖

这两位一块说是因为他们和贾充关系都很好。

裴秀在咸熙初年奉命和贾充、荀顗一起改革朝制。贾充定律令，荀顗定礼仪，裴秀改官制，裴秀搞的五等爵前面已经讲过。他们三个人是司马昭最忠实的心腹，工作上关系自然很好。同时，裴秀和贾充家族之间也有姻亲关系，贾充是裴秀儿子裴頠的姑丈，两人自然是亲上加亲。

裴秀受封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这里提一下，做个伏笔，武帝当世子是有竞争者的，司马昭曾经犹豫过，最终武帝得立，裴秀为武帝说了不少好话，是有功的。所以“佐命有功”还有另一层含意在这里，后面会详细的说文王立嗣和武帝立嗣这两个重大事件。

荀勖很有才思，是司马氏的笔杆子。司马昭就曾赞他一篇文章使吴人想要归顺，胜过十万大军。荀勖又是贾充的死党，由于贾充的关系，自然大获名位。

2.石苞 卫瓘

这两位一块说，是因为他们和前面说的九位都不太相同，其他人是文治，这两位是武功。

石苞在司马昭伐吴时就是徐州刺史，握有军权。当时司马昭失利，诸军多有溃败，只有石苞指挥的军队全身而退。司马昭很感慨，他拿着节制军队的节符对石苞说，“真后悔没把这个交给你。”果然不久石苞就调任监青州诸军事。在讨伐诸葛诞叛乱的时候，石苞立了大功，也封了侯。

石苞出身低微，渐至显赫，对司马氏是发自心底十分尊崇的。司马昭死的时候，贾充、荀勖等人商量葬礼的规格还没有定论。石苞来奔丧，一边哭一边说，“为天下立了如此大功，为何死的时候还是臣子呢！”政治立场昭然若揭。此后，石苞又和陈骞经常在魏帝面前说魏朝的气数已尽，天命当归大晋，不停的胁迫魏帝，终致魏帝下诏禅位。在亡魏成晋的过程中，石苞的表现十分的勇猛突出，是立有大功的。

卫瓘主要的功绩表现在平蜀之役。平蜀两员大将钟会和邓艾失和，相继有不臣表现。卫瓘以一己之力，巧与周旋，先收服了邓艾，又平定了钟会的叛乱。详细的事迹因为主要涉及三国历史，就不多阐述了。但如非卫瓘，蜀地平定难度肯定还要复杂、艰险的多，所以朝论封侯，泰始又进爵为公，实为表彰平蜀之大功。尔后，卫瓘又转任青州刺史、幽州刺史等地方要职，在职剿抚并用，讨平边患，声明卓著。

以上讲的是晋朝开国之臣的一些功绩，可以看出，有的文治，有的武功；有的德高望重，有的受命心腹，逐渐都成为了官高爵重的豪门，所以我们本节的题目叫豪门故事。但是两朝交替过程中，立功立行之人很多，家世出身也各有不同，为何是这些人受封上爵，我们还要探究一下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再从身份上来做一个分类。

王祥：琅邪临沂人，琅邪王氏，著名世家豪族；

何曾：陈国阳夏人，世家豪族；

郑冲：荥阳开封人，寒族；

荀顗：颖川人，颖川荀氏，著名世家豪族；

贾充：平阳襄陵人，寒族；

陈骞：临淮东阳人，本姓刘氏，寒族；

王沈：太原晋阳人，太原王氏，著名世家豪族；

裴秀：河东闻喜人，河东裴氏，著名世家豪族；

荀勖：颖川颖阴人，颖川荀氏，著名世家豪族；

石苞：渤海南皮人，寒族；

卫瓘：河东安邑人，世家小族。

从这个分类我们可以看出，晋朝的十一个开国元勋，士族有七人：其中著名的豪族琅邪王氏一人，晋阳王氏一人，河东裴氏一人，颖川荀氏二人；寒族四人。世家豪族无疑占了大多数，这是一个以门第关系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其原因在于司马氏政权本身就是一个世家豪族的政权。

从汉代开始，地方豪强普遍开始和儒教结合起来，成为服膺儒教的豪族，是当时的独特现象，以后我们所说的士族的两个基本特点，服膺儒教和世代为官，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豪强和儒教主动的勾搭在一起，一方面是因为儒术在汉代已经成为显学，欲图进取非儒学不可；另一方面，豪强们发现用儒家这些讲究尊卑，强调君臣礼仪的教义特别能够溶合家族凝聚力，团结宗族，以为根本，维持家族的世代发展，逐渐就形成了士族这样一个阶级。我们比较熟悉的袁氏四世三公就是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发生的。

河内司马氏正是这一阶级的代表。自东汉司马钧开始，司马家族就世代为官，同时也极为重视家庭礼仪和孝道，这些史书上都是有明确记载的。当儒家豪族掌权之后，自然要任用支持他同阶级中的佼佼者，一方面要构筑稳定的统治阶层，用自己的人总比总别人的人顺手些，也放心些。（如果你不明白，我可以解释下。涛哥上位之后，团系人员飞速提升，大有团中央领导党中央之势，这就叫用自己的人放心。）另一方面用儒教代表人物作为旗帜，用以宣扬德政，感化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如王祥、郑冲几乎没有政治才能的人能位居高爵的根本原因。（这样做效果很可能有限，但是树典型、立牌坊向来是中华民族不那么光荣的传统，有些人相信总比没有人相信好。我还是拿现今社会来举例子，比如说那个李素丽，她是卖车票的么？她是北京人么？他干了些什么？反正我是记不得了… … ）

一个统治阶层，它的构成不可能是单一的，必须要不同层面的人物来完成不同的使命。儒家豪族的道德体系是靠“仁孝”和“君臣、父子”关系来维持的，但是他们又想要篡位夺权，这也是为他们本身所持道德标准所不容的，所以他们必须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替他们做这些事情。

寒族是最佳的选择。首先在道德上他们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来约束，其次在地位上寒族急于要求上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指示杀高贵乡公的是贾充，威逼魏帝禅位的是陈骞、石苞，替司马氏东征西讨的是卫瓘。这些都是儒家豪族想做却不好意思做，或者说不敢公开做抑或是不屑于去做的事情。有这些人主动要求出来充当马前卒、刽子手，事后只要来收拾下残局就可以了。如此轻松愉快的事情，却也是再好不过了。当然，事后的回报自然是高官厚禄。这就是寒族也可以在儒家豪族主导的政权体系中也能有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

曹魏政权是颠覆了，晋朝是建立了。一个新朝代兴起，总是要好好治理一番的。那我们再看看这十一位公爵在治理国家上有什么高招。

首先排除的是王祥和郑冲，他们是典型，是牌坊。牌坊是不干活的，也不会干活。所以他们是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只是作为耆老起一个表率作用。PASS

荀顗作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定礼仪，这对治理国家来说不是那么能发挥直接作用。而荀顗人品很低下，《荀顗传》说，他虽然知识渊博，但是为人毫无操守，就知道拍荀勖、贾充的马屁，曲意逢迎，完全是负面的评价。荀顗还做了件非常恶劣的事情，影响非常的深远，卖个小关子先，以后还要详细说。

何曾先后上了两道不疼不痒的奏疏，一是建议淘汰年老或能力差的郡守，一是建议宣王置副手一名，没什么创意。何曾的人品也很糟糕，生活也非常奢侈，外宽内忌，许大年纪，也去很卑微的阿附贾充，也是负面评价。

贾充也没干什么正事，虽然权倾朝野，但不是党同伐异，就是干乱朝政。《贾充传》里说他，“有刀笔才，能观察上旨。”就是贾充主要发迹的原因就是他有点小才，能揣夺老大的意思，在正确的时候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又说贾充这个人是典型的伪君子，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又说他“无公方之操”，“专以谄媚取容”，根本没有什么公忠体国的志向，完全凭借着谄媚的功夫博得司马氏的信任。彻彻底底的负面评价。

陈骞在政治上还是有一定水平的，曾经告诫武帝任人有误，会导致秦、凉不守，果然言中。但他问题也不少，先是奉承太子，被世人讥笑；后来又和兄弟不和，居然上表要发配自己的兄弟，被世人所不齿。基本上也是负面评价。

王沈泰始二年就死了，不及有所为。PASS（不过他的儿子王浚却是个混蛋，不但引来外族兵将大略中原，还坐看本朝倾覆，这个以后也会说到。）

裴秀主要作了两件事，一是五等爵，前面说过，这是为本阶级服务的；二是组织画了全国地图。其他政理方面没有太多表现。

荀勖是贾充的死党，尽跟着贾充搞阴谋诡计了。

石苞主要的才能表现在军事方面，后来因为掌握重兵被武帝猜忌，就闲散回家了。

卫瓘不仅立功于戎旅，而很有政治才华，他看出来晋朝的根本用人制度必须改革，否则将来堪忧。可惜既不被武帝采纳，也一直受到贾充党羽的排挤，在政治上比较孤立，不足以成事。

十一个人说完了。说来说去在政治上，或者说对治理国家有贡献提案的似乎也只有卫瓘一人。卫瓘说了什么，为什么不被采纳？其他人既无治理国家之贡献，武帝为何不另择良臣？这也是大有原因的。

卫瓘提出来必须要改革的是选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大家都很熟悉了，我就不再赘述了，实在不了解的随便去Google下可也。

九品之立，原因是有些曲折的。晋虽承曹魏之基业，但是它的统治阶层和曹魏却大有不同。曹魏是寒族出生的阶级掌有的天下，对儒学是不大感兴趣的。选拔上面讲究的是唯才是举，曹操曾经下过很有名的诏令要求选拔人才要看实际的工作能力。而晋朝的统治者是儒家豪族，在政治制度方面实际上继承了汉制。由于汉末大乱，儒家豪族被曹氏打翻在地，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时候从地上爬起来重新做人，自然要从制度上确保自己阶层的人做官的权利，所以九品制度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护身利器，是不会放弃的。

但是这个九品中正，是很有问题的。首先是它的选择面过窄，不是贵戚，就是功臣，或者是贵戚之后，功臣之后，只能在这很有限的一部分儒家豪族里甄选任用朝廷高级官员，所选人员难保堪以重任；其次是这个制度容易败坏。九品中正实际就是汉代“察举”制度的一个发展。察举在汉末就产生了大问题，乐府歌谣里“举孝廉，不知书；举秀才，父别居”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所以九品中正很快就腐朽了。最后就是它的选择标准里的“品”实际上是封建道德里的“孝道”和“君臣父子”关系。就拿我们上面说的十一个公来说，几乎都是大孝子啊，荀顗、何曾还名列西晋三大孝。但是他们的品德呢，前面也说过了，相当的令人汗颜。

尽管卫瓘看到了九品中正这个制度是整个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大毒瘤，不治将迅速的产生危害效果，但是面对儒家豪族的统治着，他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武帝看到卫瓘的上疏之后，反应是“善之，而卒不能改”。

其时，朝中有能力的人还是有的，前面说过的卫瓘，还有傅玄、刘颂、庾纯、刘毅、任恺、和峤，或有清誉，或有很好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但是很可惜他们都成了朝廷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

当时朝廷中任恺、庾纯为一党，贾充、荀勖为一党。任党认为贾党奸佞，贾党认为任党碍事。两党相争，朋党纷然。武帝曾把二人找来，请他们吃饭，跟他们说朝廷要稳定，大臣要和睦，两人都是阳奉阴违。任党率先发难，设计要把贾充外调，使他远离权力中心，被贾充巧妙化解。然后贾党反扑，首先设法让任恺调离中枢要职，然后借口任恺用御食器，免了任恺的官。后来又利用和庾纯之间的一次争执，罢免了庾纯，我们可以称之“吵架事件”。这个吵架事件很有意思，可以反映出很多问题，所以还是有必要说一下的。

贾充有次宴饮同僚，庾纯来的比较晚，因为两人关系向来不好，一见面就较上劲了。贾充说，“你庾纯平常总走在别人前面，今天怎么落后了”庾纯马上回应说，“有些市井小事要打理，所以来晚了”这一问一答实际上是很有玄机的。因为据说庾纯的先人是在部队里当排长的，所以走队伍都是走在前面；贾充的先人是在市场里做生意的，所以称之为市井之人。两人都把对方微贱的出身拿出来说事，实际上是在互相讥讽。贾充首先有些挂不住了，庾纯过来敬酒，贾充不喝。庾纯有些不高兴了，因为他较贾充年长，所以他就说，“长者过来敬酒，怎么可以不喝”贾充就借题发挥了，他指责庾纯，说他“在家不供养老父，还有什么资格称自己为长者”其实贾充估计也就是道听途说，后来证明庾纯并没有不赡养父亲。但是这下把庾纯彻底激怒了，借着酒精作用，开始发作。他说，“天下纷乱，就是因为你贾充一人！”贾充也火往上冲，他说，“我贾充辅佐两代君王，荡平巴蜀，有什么罪过认为是我扰乱天下？！”庾纯这时也很难控制自己了，他指着贾充说，“高贵乡公何在？”

此言一出，大家都傻了。高贵乡公事件前面我们多次提到，这是亡魏成晋的一个关键点，但这也是大违儒家君臣父子纲常教义的。当臣子的根本拿不上台面，也不敢拿上台面说的，这么说就等于指责司马氏弑君，这是大逆不道的。庾纯这一句话直戳贾充痛处，现场一片混乱。贾充的近侍就要过来捉拿庾纯，羊琇、王济一干人等就护着庾纯乘乱逃了出去。

贾充当然不肯罢休，他以退为进，上表要求回家，不干了，等着看武帝怎么处理。好在庾纯酒醒了以后自己知道犯了政治错误，把自己官、侯爵的印绶都交了上去，并且自己上表弹劾自己，说自己酒醉糊涂，说了大逆不道的话，犯了和灌夫一样的错误，罪该万死，请求责罚。好在武帝不喜刑杀，罢官了事。

这个吵架事件至少可以反映这么几个问题：

1.              当时士大夫极重门第出身，连位高权重如贾充者都有人敢于借此讥讽；

2.              用道听途说的“不孝”消息都足以用来攻击别人，可见儒家孝道已经深为社会所尊崇，几成士大夫阶级安身立命之本；

3.              高贵乡公事件天下人心里都很明白，只是迫于政治压力不敢说而已。

这么几个事件过后，反对贾充的人纷纷到台，贾充得以肆意专权，朝政自然一片乌烟瘴气。清正之言即使可闻，在贾充等把持朝纲的情况下，自然也得不到采用。

在朝廷内朋党之争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还出现了两个非常不好的现象，一是奢侈无度，二是清谈误国。这两个问题的都是由九品中正引起的，在官爵得到了保障之后，他们做官的目的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做官本事为求上辅国家，下安人民，但是到了此时，做官已经以经济利益为目标，清谈是为了博取社会名誉，社会风气也因此渐趋虚浮，官制已经完全腐朽。

奢靡的风气在曹魏后期就已经显露，爽党之败除了司马氏阴谋缜密，奋起一击之外，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曹爽他们自己过于骄奢，使得中外离心，一旦事起，无人相助。武帝成晋之后，并没有改变这一现状，前面也讲到过。当时无论官吏还是百姓，都竞相攀比，以奢华为荣。

在朝廷中，生活奢侈的人很多，主要是贵戚和功臣。举两个例子。

王恺和石崇斗富。王恺是武帝生母王皇后的弟弟，也就是武帝的舅舅；石崇是石苞的小儿子，他在做荆州刺史的时候公开抢劫过往商旅，以此致富。两人都很富有，都把家里装修的富丽堂皇，都穿着的得华丽无比，比比谁更富有。武帝因为是王恺的外甥，就暗地里帮着他。有次赐给王恺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形状十分漂亮，世所罕有。王恺就拿了向石崇炫耀，王恺一看，顺手拿了根铁棒，就把这个世所罕有的珊瑚树打碎了。王恺是相当的惋惜啊，又认为石崇是在嫉妒他的宝贝，就对石崇发火，声色俱厉。石崇说，这有什么可惜的，还给你就是。就叫随从把他收藏的珊瑚树搬出来，其中高三、四尺，条干绝世，光彩夺目的就有六、七株，像王恺拿来那样的更是多的很。王恺就怅然若失了。

王济是平吴功臣王浑的儿子，又尚了武帝的女儿常山公主，很得武帝宠幸。有次武帝到王浑家去做客，王浑就请武帝吃饭，拿出来的全是琉璃器皿。使婢有百余人，都穿的绫罗绸缎，手里拿着饮食。有道菜是蒸仔猪，味道非常好，武帝就问是怎么做的。王济说，“这是用人乳蒸的。”武帝听了很不开心，饭没吃完就走了。据说这个菜的做法，是王恺和石崇都不会的。

这两个事例反映了这几个现象：

1.奢侈异常。当时珊瑚树原产地在大秦，就是罗马帝国，中国是不产的；琉璃器皿中国也是不会制作的，全靠进口。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又极难交通的古代，随随便便一拿出来就那么多，可见豪族的富有和奢华。

2.竞相比斗。你有好的，我就有极品；你有极品，我就花样翻新，用人乳做菜。

3.武帝不禁。前面说过，武帝口头上是主张节俭的。但是他一边喊口号，一边帮助外甥比富，自己女婿奢侈过分，他也就是不悦，并不制止。最高统治者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助长了奢靡的风气。

皇家、大臣奢侈如此，上行下效，到了武帝统治的中期，也就是咸宁年间，这种奢靡的风气已经在社会上也已经相当的严重了。名臣傅咸上了一个表，写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他说,“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意思就是，古时候大臣都不吃太好的食物，现在即使是普通的人，吃肉都吃厌了。古时候皇帝的后妃才有特殊的饰品，现在即使是奴婢和小妾，都衣着豪华。古时候当了高官出门才配车，现在即使是家里的佣人，出门都有好车。

由于奢靡风行，也导致了人们对金钱的极度追求，鲁褒就写了很有名的《钱神论》来讽刺这一现象。即使有政誉和清名者，也不能免。杜预曾讽刺何峤有“钱癖”，就是视财如命；又说王戎已经是富甲一方的大富豪了，还和夫人每天拿着象牙筹计算家资。这些都说明，奢靡之风，实际上已经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了。

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一般民众，在这种奢华之风影响下，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使得武帝初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财富化为乌有。另一方面，就官员、豪族阶级而言，这种互相攀比的奢华生活，加速了其腐化和堕落的进程。

（再附带说一点奢靡之风的原因，除了前面讲过的以外，吕思勉先生认为：武人掌权之后，奢侈起来，是无度的。我深以为然。通过军事政变一朝上台的司马氏就像一个暴发户，一夜暴富起来之后突然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这种急于享受的心态导致奢侈的情况再也刹不住车，一路狂奔而下了。前面例举的石崇和王济，就是典型的武人之后；而王恺等贵戚，是依附武人上台而发迹起来的，与文人的节欲自持，尚有遮掩相比，此类一干人等，有着强烈暴发户的心态，急于露富，急于享受生活，奢靡起来，是赤裸裸而不考虑后果的，所以自然无度。）

崇尚清谈的源头也来自于魏末。这个题目很大，涉及当时社会、思想、政治各个方面。这里只能把和本文有关系的拿出来讲一讲。

所谓清谈，也叫玄谈，就是在社会上流阶层的一些士大夫，用《老子》《庄子》《周易》的基本观点结合现实，来互相论述政治立场和主张。气氛好一点的就类似于好友聊天，气氛紧张一点的就类似于大专辩论赛，说的有道理的或者辩论获胜的一方会获得同僚以及社会舆论的广泛赞誉和良好评价。“老庄”思想玄远而清虚，讲究挖掘人自身的本性而不要受世事约束。这样的交流即能扩展人的思维，又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本没什么不好的，最起码对人的思想来说，比那些腐儒之论要活跃、高明许多，就算是对治理国家没什么贡献，也不至于破家亡国。

但是，清谈后来发生了变化，就是一些朝廷高官，不理政事，把清谈当成了生活的全部。一方面，他们凭借世家豪族的背景，窃据显官高爵，广纳其利；另一方面，他们口谈玄远，坐而论道，广收齐名。

其代表人物是王衍。王衍，自夷甫，出身琅邪王氏，是王祥的族人，背景显赫，官至太尉，就是三公之职，最高的官阶之一了。《世语》里说，这个王衍，虽然位居要职，但平时也不干别的事，就手里拿一个玉做柄的尘尾，和别人谈玄论广。在当时风气的影响下，因为王衍人长的漂亮，玄谈水平又高，人们对王衍的评价居然很好，王敦就说王衍“处中人中，如珠玉在瓦石间”。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官吏们纷纷效仿，对政治极不关心。

当时就有人很担忧，认为这是天下将乱的表现。何曾有一次陪武帝吃饭，他发现了这种情况，回来后向孙子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说，“我每次参加宴会，大家说的都是日常小事，没有人谈及治国方略，这个不是为子孙着想的长远之计啊。现在情况尚好，但是以后我的子孙们可能就要遭殃了。”

果然被何曾言中。后来洛阳残破，王衍等随东海王司马越东征，在路上被石勒抓住。王衍为求自免，就说自己是不豫政事的，又劝石勒称尊号。石勒就骂王衍，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政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王衍临死前，也自己感慨道：“吾等若不祖尚虚浮，不致于此。”可惜明白的太晚了。后来东晋的桓温也说，“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讲的就是清谈误国，这些身居高位的国家官员是有责任的。

从根本上来说，西晋的豪族政权在掌权之后，迅速暴露了腐朽的本质。九品立后，不图进取，朝政混乱，奸佞当道，朋党纷然。有理想，有能力，有志向立功于社稷者遭到排挤；无理想，无能之，无志向者在朝廷中尸位素餐，导致官场的黑暗、腐败和溃烂。同时握权者又追求奢靡，不理政事，崇尚清虚。在这帮大臣的“治理”之下，朝政日衰是可想而知的。

这一节说的比较多一点，也就是想从源头把朝政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尽量的讲清楚。

就在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之时，有一个严重威胁，正在晋帝国四周逐步蔓延开来，下一节再说。